梁晓声新长篇《我和我的命》面世

　　西安新闻网讯 日前，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书《我和我的命》。这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，也堪称《人世间》2.0版——浓缩精华版。在大部头的《人世间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，梁晓声用一部二十几万字的“小体量”长篇小说，在疫情之年，超浓缩地写世道人心，写活着艰难，更写生命可贵、人间温暖。

　　这部作品的主人公“我”是80后，出生在贵州山区，因是女孩儿被父母遗弃，不料却因祸得福，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。原生家庭的改变，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。“我”在深圳找到了爱情，收获了友情，感悟到了亲情，然而，命运却要“我”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……与此同时，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，生活在底层的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，她固然也愤怒无奈，但却总是不能袖手旁观，血缘带来的责任让她把自己变成了“责任天使”。

　　年轻人也与父辈一样，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、自我成长的责任，乃至社会的责任。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发现，也是梁晓声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。我和我的命，也是我和我的责任，我和我的勇气。而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，被著名评论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命名为“伦理现实主义”。他认为，梁晓声是中国当代文坛少有的，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沧桑的作家，其“正道”扎根于中国的伦理，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。

　　曾几何时，梁晓声在书写知青生活的时候，在写下思考社会阶层变化的时候，总是会思考，社会对人的要求、时代对人的改变、困难对人的考验等等，同时，也总是在呈现，人对这些要求、改变和考验的回应。而到了《我和我的命》这部新长篇，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内在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，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，而是要承担起血缘、家庭和生命、社会带给人的责任。

　　马克思说：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总和，又是什么？在这本书里，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，表达了很多对社会、命运和“活着”的看法，充满了真知灼见。他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话，思考一个个体的人，命运的总和是什么？小说中说，人有“三命”：一是父母给的，原生家庭给的，叫“天命”；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，叫“实命”；三是文化给的，叫“自修命”。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。梁晓声在小说中对“命运”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，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，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。生活依然复杂性，生命依然昂扬，奋斗依然坚韧，小说冷静看待“命运”，既相信命运、热爱命运，和自己相依为命，又努力改变命运、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，借着养父的经历，小说进一步贯穿起中国两代人对“社会关系之和”的认识。养父从贫苦农家成长为一市之长，虽然改变自己了命运，然而“穷亲戚”一直是他的“社会关系”，是他不能挣脱的部分。他用责任扛起了这一切，他一直在践行“亲情扶贫”，也教导女儿用责任扛起自己的社会关系，用“亲情扶贫”为社会分担责任。在李敬泽看来，书中的这些内容，使得“我”变成了“我们”，这是一部书写“我们和我们的命”的小说。

　　此外，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女性成长话题。作为高校教师，梁晓声熟悉年轻人的思想动态，熟悉他们作为“独生子女”，在成长过程中享受的一切便利。他们几乎不用知道“苦难”二字怎么写，就可以长大成人。然而，离开家庭的暖巢走向社会之后，他们总会为成长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。社会、家庭，都会对他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。所以，他通过这样一部小说，与年轻人沟通和探讨：女性的成长代价是什么？每个人的成长代价是什么？敏锐的问题意识、探究本质的思考精神和一直面对年青一代的读者意识，是梁晓声所有写作的最鲜明的特点，也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特点。

　　用小说、用人物，给时代提供标本，给思想提供启示，给命运提供线索。梁晓声写“人世间”热气腾腾的生活，更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；他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，更写人与自己相依为命。同时，梁晓声更是不断在小说中构建一个“善好”的空间，这个空间既是伦理上的，也是生命境界上的。在李敬泽看来，对文学创作来说，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：这些年来，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，而建构，太难。梁晓声迎难而上，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。所以，对我们的时代而言，这是一本宝贵的书。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职茵